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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猪宴火了之后，开始有大批量的网红开始效仿，开始办免费杀猪宴，以吸引游客前来，这并非完全是当地政府的举措，而是这种蹭热度的方式也是利用了那些想要去呆呆杀猪宴的人，最后因为距离原因没去成的人。但这种杀猪宴并非当地政府之举，而是网红纷纷效仿的举措。

　　其中湖南株洲的杀猪宴值得注意，首先是一位名为“灿灿子”的网红，也以父亲按不动猪为由，邀请附近地区的网友来参加杀猪宴，虽然原定在1月17日举行，但是由于呆呆的流量，杀猪宴被迫提前，到最后杀猪宴也变了味，成了“湖南不能比不过重庆”的口号，最后人流太大而无法接待，杀猪宴在17日前被迫停止了。

　　同样在湖南株洲，另一位网红“我是尹明”也打算效仿呆呆办一场杀猪宴，一开始和村民协商借用场地举办杀猪宴，免费请全村吃猪。但因为后续在场地是否需要付费上没有达成一致，场地主人在杀猪后索要场地费1200。最后村政府下场调查，对村民和网红进行了调解。

　　这两件事引起了网友的群嘲，前者是被网友嘲讽太想蹭流量，不真诚，最后草草收场；而在后面的事件当中，则认为村民太险恶。提到湖南株洲就会有网友留言“1200”或者“去那里要交1200吗/带1200够吗？”等评论，连同在这个村庄从前发生的舆论都被挖掘出来。也同样有人在湖南株洲成功举办了杀猪宴，想要作为正面事件冲掉这场舆论，但仍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最近，江西丰城又有一场杀猪宴发生了哄抢事故，使得各地杀猪宴纷纷叫停。

　　在这些案例当中，与合川政府不同，其他地区的政府并没有承担过多的职责，而是要求网红们需要举办杀猪宴时提前报备。也就是说尽管网红跟风，但各地政府并不打算以此为核心打造文旅城市，而网红直播属于个人行为，对被网红吸引的大量人群进行秩序管理属于公共事务范畴，因此需要报备。在这次“呆呆杀猪宴”事件当中，除了合川政府本身以外，其他政府并不打算采取跟风。虽然网红城市扎堆出现，但其行动上往往比较谨慎，主要是复制已经验证为成功的经验。而杀猪宴的风头太过短暂，是否能够作为成功经验还有待考量。

　　而因流量而变质的杀猪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大大小小的博主为了蹭流量而竞相举办杀猪宴，实则是为了迎合社交网站的流量规则。这也是互联网平台作为代理人的体现之一，真正想要依靠网红流量赚钱的人，为了能让浏览量、粉丝量能够在短期内上涨，蹭流量就是网红不得不去遵守的规则。这种流量话题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然而对于这些以流量为生的网红而言，短暂的涨粉已经足够了。

　　网友表示呆呆是因为其“真诚”才能够吸引到如此多的粉丝，而其他为了流量而举办的杀猪宴，则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实际上，网红逻辑蚕食的不仅仅是跟风博主所举办的杀猪宴，就连呆呆本身的杀猪宴也被扭曲了。在一则有关“呆呆在杀猪宴后让大哭网友帮母亲收拾垃圾”的短视频切片当中，网友评论转向为“网友都帮你赚了这么多钱了收拾一下垃圾怎么了”，也就是从原本的祝福、帮助，转向为一种对民众捧红的网红的约束，从流量爆炸的一瞬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回顾呆呆杀猪宴的整场事件，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是呆呆？”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中认为，人是悬挂在由其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想要合理解释视频爆火的原因，也许应该重新回到此类短视频及其所反映的生活情景对于大众生活意义的探讨“呆呆杀猪宴”及一系列的社会热点的走红，本质上是因为它们完成了一次社会公众对于“本真性”的呼唤。

　　博主呆呆最初那条视频的内容是如此普通，普通到只是一次日常生活中对于愿望的呼唤。但也正因如此，这种单纯、普通的行为在文化深处却触碰了大众对于“非功利连接”的原始渴望。人们在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的不是经过工业化精修的网红模板，而是一种尚未被数字化完全异化的、带有土腥味和体温的真实，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在社会愈发原子化的背景下对具有共同经验的邻里关系的集体怀旧。

　　库尔德利和赫普在其著作《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指出，数字媒体从时间和空间上根本改变了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一方面，网络使得用户内心的声音和想法得以被更多的人看见和理解，许多共同的记忆被激发；另一方面，事件本身所引发的争议、讨论、模仿，事件之外平台推送机制带来的信息普及、流量话语体系的传播以及部分不恰当的管控策略又使得网民们在狂欢之后开始怀疑事件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网民对于互联网内容的诉求已经超越了早期关于对其想法或愿望的迎合、对共识的认同，转而在此基础上开始关注这种迎合或认同背后动机的真实性与纯粹性。

　　对于如今的网络环境而言，部分社会公众对于“后真相时代”内容剪辑手法的认识与反思使得其愈发关注事件本身是否足够真实，或者说“看起来”足够真实。社会公众承认包括流量在内的利益叙事存在，也默认这种利益叙事及其背后的计算理性占据潜在的社会行动主导地位，但其同时也相信家庭温情、邻里互助、纯粹善良等价值理性的存在，并且希望这种能够对抗利益叙事的冷漠的叙事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

　　于是，当话题内容本身足够真实之后，公众便乐于参与其中，从而为实现价值传播提供自己的力量。然而，一旦话题本身所涉及的人或事件的真实性被打破，例如事件本身被揭示出或很大程度上被怀疑是一份剧本，或者人物本身的动机不再纯粹，那么先前强大的舆论支持便会迅速倒戈与反噬。

　　“呆呆杀猪宴”事件的后续事件本身也印证了这一点，后续大量网红组织或个人对其行为效仿的失败，恰好反映出当下公众对于事件真实性的呼唤。呆呆本身的无心之举所创造的一场关于文化、民俗的集体行动，其灵魂是无法被复刻的，这也是其偶然性的根源所在。想要在怀有其他动机的情况下显得没有动机，必然只能沦为拙劣的模仿。

　　基于被“本真”的召唤所产生的链接是更具有意义的，人们前往参与呆呆杀猪宴的原因并不是为了真正地吃杀猪宴，起初的目的是共同完成一个人的心愿，能够共同合作分享喜悦，能够与他人坐下来共享的饭菜和热闹的心愿。这种连接感被人们称作很多东西，比如“年味”，实际上不过是以长期压抑在现代生活的人群渴望能够和他人相连接的过程。这种链接和我们与熟悉的家人链接不同，是一种与抽象群体的链接，在“呆呆杀猪宴”事件中体现为：我们所有人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呆呆“撑场子”。

　　这是一种超出日常范畴的链接，人们在这里可以抛却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束缚，陌生人坐在一起聊天不用聊房贷、孩子的学费、催婚，所有的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只用笑着说一句“你也来参加呆呆的杀猪宴吗？”。所以“呆呆杀猪宴”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们渴望一种超越现代生活环境的链接，人们相聚于此能够坐下来聊天吃饭、共享喜悦，这种分享并不是与朋友和亲人，而是和更广范围的群体进行链接；并且这种链接能够造成现实上的改变，比如帮忙运送食材、作为帮厨，这些行为最终使得人们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任务——让成千上万的人共襄盛会。

　　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成千上万的杀猪宴终将会结束，终有一天淄博的烧烤不再成为旅游热点，游客也不可能年年都去观看其他省份的足球比赛，人们在集会的瞬间，感受到了即时性的链接，这种链接让人感到新奇，身处其中感受到了众人同心协力的氛围；而结束之后这种感觉逐渐消退，人们回归到原本的日常生活中，所构建的连接性行动组织消散。

　　连接性行动是如此不稳定，但这并不代表其不重要，它可能短暂带动一个地方的GDP、推动公共议题的进程，甚至拯救生命。那么，“呆呆杀猪宴” 事件带给我们什么？是一场共同的宴席和回忆，我们并不否认这场连接性行动背后所带有的真诚，但看到最后，最终剩下的，或许是一地垃圾、一个百万级博主、不知何时会消散的感动以及人们对于网红现象的思索。

　　原标题：王誉锦 文思远 郭鼎元 龚为纲 呆呆杀猪宴：一场数字时代的集体行动与情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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